硬核推荐（卷进体制内的清北毕业生）卷进体制
原标题：“卷”进体制内，我却抑郁了
端着体制内的铁饭碗，你不一定有想象中那么快乐。
撰文 | 陈丽媛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26岁的小嘉躺在北京一家医院电击治疗室外的移动病床上。她看着医生护士们给自己注射麻醉剂，熟练地在自己的额头和身上贴好与几台仪器相连的电极片，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睁开沉重的眼皮时，小嘉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只看到守在身旁的父母。
这是她对2019年初春的零散记忆。
“我的记忆有那么一块就没了。”在治疗室里持续时长约6秒的电击，对小嘉而言，就像是人生被按下了重启键。
经过四次治疗后，她感觉旧的世界消失了，脑海里那些无休止跑动的情绪终于安静下来了。
她短暂忘记了自己因工作而崩溃，拉着父母聊了一晚又一晚的场景；也忘了自己五天五夜不睡觉，深夜在家里来回跑，在床上蹦，之后晕倒在地的经历；当然也想不起来自己死死扒着窗户，爸爸喊来其他家人才一起把她拽下来的险境。
“我爸说我当时一根面条都没吃，哪来那么大劲儿，要他们这么多人才能把我拉下来。”
小嘉被诊断为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导火索是她的工作。那是一份令人羡慕的体制内工作。
近年来，有“铁饭碗”之称的体制内工作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为“宇宙的尽头”。艾瑞咨询近日发布的《2022年后疫情时代大学生求职者洞察报告》显示，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求稳心态，体制内工作成为首选。
10月25日启动网上报名的国考也广受关注。2023年度国考计划招录3.17万人，截至11月4日，已有超过250万人提交报考申请，相比去年增长了50万人，同比增长25％，创历史新高。
稳定的工作看似是治疗不确定性的一剂良药，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大家争抢着“上岸”，但彼岸并非理想乐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2019年推出我国第一部“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其中包含我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的专题报告。报告显示，公务员中处于中高等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的比例分别达到35.2%、33.2%和52.2%。
端着体制内的铁饭碗，你不一定有想象中那么快乐。
失控
尽管过去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小嘉清楚记得自己崩溃的那一天是2019年2月14日，情人节。
那一天，她至少该和男朋友拥有一段浪漫的晚餐时光。但她根本做不到。她的脑子失控地运转着，筹划该如何做好一个内容创作的兼职项目，那是她在体制外找的“私活儿”，她一整天都没和男朋友说几句话，连坐在他的对面都心不在焉。
小嘉突然哭了出来，她开始道歉，她太专注在这件工作上了。因为这是她入职两年来，第一次接触到真正与内容创作有关的工作，这才是她最热爱的工作内容。
心理咨询师正在为来访者解答疑惑。（@视觉中国 图）
小嘉从香港留学回来后就职于一家知名央企，它的名号让她父母也觉得“脸上长光”。小嘉入职时应聘的是一个内容创作岗位，但实际上，上级领导只让她扮演“秘书”的角色，负责项目组除内容创作以外的所有“杂活”。大部分时间，小嘉更像是这位领导的“个人助理”，而非这家央企的员工。
她无法申诉，因为上级领导有权安排下属的工作。对于这个有着上千名员工和严密科层制的庞大的组织来说，她太渺小了。
不论白天黑夜，也不管是不是节假日，小嘉必须24小时准备好接领导的电话，马上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他在出门介绍小嘉时，只说小嘉是他的助理，完全不会提及小嘉在央企中的岗位，甚至不会向别人介绍她的全名。
“我感觉到很不被尊重。”小嘉觉得领导似乎是故意“按着”她。他说话总是骂骂咧咧，能说得好听的话，都选难听的方式说。
辛苦、抑郁、烦躁、无力、不公平，负面的情绪一天天累积。
每天忙于琐碎的小事，小嘉终于在2019年初接到了一个与内容创作有关的“私活儿”。这项她喜欢的工作，“被消失”了两年。她报复性地将自己的全部热情与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在业余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地查资料，直到她坐在情人节晚餐的椅子上，才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晚餐后。小嘉回到家，越想越痛苦。为什么她上班不能做喜欢的工作，下班做喜欢的事儿又伤害了生活？
小嘉向父母寻求意见，父母认为她不应该接这个私活，要将精力放在主业上。小嘉一直追求自己所爱的创作工作，反而成了家人口中的错误选择。
小嘉觉得自己被完全否定了。
她开始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错得太离谱了？她拉着父母倾诉了一整晚，从怎么没做好一件事说起，聊到同事的关系也没搞好，再到反思工作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
结论是，自己的人生太失败了。
在一家让父母说出去也“脸上长光”的央企工作，小嘉在那一刻，却只想耗尽所有力气去结束生命。
病的是我还是职场?
每天下午5点，是苏昌一天中压力最大的时刻。
他要绞尽脑汁想一个理由在下班时间下班。明明没有实质工作，领导却总压着大家一起加班。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办公室里虚耗着，可他不敢直接和领导说自己想回家，每次都要找一个看起来说得过去的理由。比如他说“女朋友觉得我天天这么晚回去不好”，又比如同事之前用过的“今天我拉肚子了”。
苏昌一般会在加班到晚上八点时向领导提出要“早点走”的申请。他觉得自己已经够忍耐了，但同事评价他“头很铁”——这位同事在入职第一年，只有在加班到快11点时才敢跟领导说要下班，因为再不走地铁就停了，这时领导还会问他，“这么早走干吗？”
体制内职场，有太多令苏昌困惑的事了。
苏昌从小到大成绩一直十分优秀，但他过去24年里取得的一切成绩，在踏进国家部委大院时都被抹去了。
他的特长是写作，但他写的所有公文，领导都会修改。他并不觉得领导改得更好了，在这个职场，公文好坏的标准，并不在文本本身，而在于职级和资历。苏昌看着早几年入部的同事将领导改过的稿子摆在桌上最明显的位置，每次都端详很久，说“要认真学习学习”。
苏昌顿时觉得这样的生活暗无天日。他开始失眠，在床上躺着耗到早晨五点半依旧难以入睡，六点半他又必须起床赶去上班。每天走出地铁站出口时，他常常会感觉到一阵恶心反胃。
日积月累，苏昌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
简单心理推出的《2021-2022大众心理洞察报告》显示，与职场直接相关的职业发展问题和职场人际关系问题在2021年困扰大众心理的十大问题中占有两席。
对初入体制内职场的年轻人而言，这两大问题又都显得更麻烦一些。体制内的职业发展有固有的程序和路径，“一眼看得到头”，作为最基层的公职人员，对自己的职业做个人规划是多余的，他只需要服从组织安排。而体制内人际关系又必然会与复杂的权力关系叠加，年轻人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与上级领导之间的矛盾，令余琪饱受折磨。
她和小嘉是同事。尽管被分配去了不喜欢的宣传部门，她还是尝试为手里的工作赋予意义。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权力决定宣传什么。决定权只在领导手中，她无数次上报推荐的内容，又无数次被否定。
她像机器一样工作——每天创作、报送、推送20多条微博文案、3条微信图文和不少视频号的宣传内容，之后还要收集、分析数据做复盘。这意味着她一天当中，要和上级领导沟通多次，再多次消化被否定的负面情绪。
更令人难受的是，如果推送的内容出了小差错，上级领导会直接将责任转移到她身上，并在全组会议中公开责骂她。有些与她无关的差错，也会莫名其妙地怪到她的头上。后来她观察到，她领导会故意骂她，有时是为了在大领导面前推卸责任，有时是为了杀鸡儆猴，树立自己的权威感。
余琪觉得自己很委屈。她没法做自己想做的内容，却要不停为不想做的内容负责。领导交给她的工作越来越多，没有遮拦的责骂也越来越多。
她开始不断地做噩梦，每晚都会梦见领导在骂自己。领导甚至潜入了她梦里的婚礼。作为新娘的她，戴着耳返，清楚地听到领导在坐席中对她的婚礼指指点点。
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余琪更愿意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她觉得自己的心就像是刚刚结束战争的战场，尘烟弥漫、一片焦土，平静得只剩下零散战火燃烧的声音。
以前她爱滑板，也爱戏剧，玩即兴表演，前卫又小众。但她现在几乎没有力气睁开眼睛，她需要的是长长的，最好为期两周的深度休息，这样她才能强撑着站起来，迎接下一场战争。
“没有人和我并肩作战。”余琪向丈夫寻求支持，但她丈夫认为这是她自己的问题，她不该答应做过多的工作，不该让领导欺负她。
“这明明是她的问题，是她伤害了我，为什么要说是我让她伤害了我。”
困在体制内
在社交媒体上，工资被调侃成“精神损失费”。而对一些初入体制内职场的年轻人而言，相对较低的工资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苏昌的工资在交完房租后就没剩下多少了。公务员的收入不会太高，对此他早就有预期，但当每天都加班到深夜时，微薄的工资多少会让他有些不甘心。
据公务员考试机构统计，公务员工资大致由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构成，不同省市、岗位、级别的公务员工资差别较大，总体看，科级公务员基本工资大概在3000元上下，津补贴取决于地方财政实 力。
2021年11月28日，山西省太原市，考生在考前复习。当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举行。（@视觉中国 图）
余琪也很难从工作中找到价值。领导和同事将更多的工作推给她，她不会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而获得奖赏，反而要承担更多责任，有时还会被扣工资。工作的内容也无法促进自己成长，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自主权，更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作品。
小嘉羡慕那些拿着电脑满世界跑的“数字游民”，苏昌无数次产生过离职的念头，但他们都没有放弃这份体制内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完善的福利保障、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从一开始就让他们难以拒绝的理由，也一直发挥着留下他们的作用。
“体制外企业员工的心理问题可能更严重，但体制外跳槽更灵活，流动性相对较大。”对苏昌而言，他手上的工作，既难以忍受，又难以割舍。
体制外会更好吗？去体制外又能做什么呢？合适的离开机会太少，而离开的成本又太高。
如果不下定决心翻越这稳定的高墙，他们必须学会处理高墙里的重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祝卓宏教授自2012年起参与公务员心理健康相关工作，主持过许多与公务员心理健康相关的调研和服务，他认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不仅需要适应工作和职场的要求，还要经历一个身份与心理转变的过程。
“通过国考，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进入了体制内，但如果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不能很好地完成身份转变。对年轻人来说，适应体制内组织纪律要求相对较高、需要较强公仆意识的要求，而且每个岗位都相对稳定、流动不自由的状态，往往有点困难。”
这个心理准备，包括沟通管理、压力管理和冲突管理，这些都应该是年轻人进入职场前的必修课，但社会还没搭建好一个提供系统培训的平台。
在体制内，地位分明的上下级关系，严丝合缝的科层制度，更会给年轻人带来适应上的挑战。就像是没有配备铠甲的战士直接奔赴战场，对体制内职场和身份没有心理准备的年轻人难免受伤。
据江苏省委组织部的一项调查，从年龄层次看，越是年轻干部越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35岁以下年龄段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建君在2012年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79.89 %基层公务员存在轻度工作倦怠现象。
《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倦怠问题新探索》指出，对个体而言，长期职业倦怠会对个人身心健康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工作中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对组织而言，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最终可能导致行政效率降低，损害政府公信力。
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日渐得到重视，不论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具体组织层面。《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要求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普遍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培养心理健康服务骨干队伍或购买相关服务，为员工主动寻求心理健康服务创造条件。近年来，组织压力管理和心理健康讲座、开设心理咨询室等措施陆续在不少单位落地。
从自我关怀开始
每天一粒，20毫克，名为赛乐特的白色小药丸治好了苏昌的失眠。一张写着“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证明治好了领导没事就让他加班的毛病。
确诊了精神疾病，苏昌反而觉得释怀，他甚至有点高兴，领导看到诊断证明时非常害怕，从此苏昌可以在下班时间自由下班了。这个本来合理的要求，却需要一张诊断证明来撑腰。
回到职场，小嘉的领导同事收敛了不少，领导慢慢放小嘉去做一些内容创作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她决定不再像之前一样“傻干”。生病之后，小嘉看了许多心理学和哲学的书籍，“向外发问”很无力，“向内发问”才是更有效的方法。
“如果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场，你可以很开心，如果你找到一个不适合你的场，你就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情商，比如说你学习这个场里适者生存的方式，在不泯灭自己的良心的前提下。”
像将无数的素材选择剪辑成一部片子一样，小嘉开始锻炼自己剪辑她领导话语的能力。她会从领导骂人声中挑出有用的话，拼凑起来，科学吸收。“我发现就业务上讲，我领导对我是用心的。”
有时她去给领导送文件，只要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领导又要劈头盖脸地骂她了。他是很直接的一个人，骂人和夸人都很直接，小嘉现在同时接受了这两者。
“我并不想把我的太多精力消耗在跟工作battle上，我可能就活这么几十年，我不希望把它浪费得毫无意义。”
祝卓宏教授主张作为公务员或体制内公职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心理灵活性，更好适应工作家庭冲突、应对生活变化。当遭受挫折、打击或逆境的时候，要学会自我关怀，要把自己当成“最好的朋友”一样来呵护，而不要在挫折之后，继续用指责、内疚来伤害自己。
同时，还要积极主动地去适应人际环境的变化，做一个开放的、合作的、善于沟通、灵活适应变化的人。他几乎每月都会应邀向党政机关、社区、企业等体制内外单位做讲座，主要普及压力管理方法，特别是疫情期间，一直在推广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压力管理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着陆投入、解套、价值行动、助人善行和情绪空间。围绕这五个方面他的建议是：第一，专注当下，做好腹式呼吸；第二，想法能够脱钩解套，不要被想法带走，想法不等于事实；第三，要觉察自己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做好每日计划与复盘，以避免不必要的烦恼和杂事；第四，要和他人建立连接，抱团取暖，不要孤立自己；第五，要善待自己的情绪，允许情绪留下存在的空间，把各种不适感当成快递小哥送来的礼物。
苏昌所在单位，最近新设了一个心理门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单位开始为工作人员提供科学专业的心理服务。
余琪希望她们单位也尽快搭建一个平台，她现在每个月都要花掉四分之一的工资做心理咨询以消除工作给她带来的负面情绪。
“我去做心理咨询，谁给我报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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