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总结案例(中):前呼后拥有道理
前呼后拥有道理
前呼后拥是群众所反感的。但为什么要前呼后拥,群众不在其中,往往不知其妙。前呼后拥,说明人多;人多的好处,往往是效率的提高,特别在领会精神和分配任务上。
干工作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干,也就是说,不能领会领导意图。任何的传达都有信息走样(噪音)的问题。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聆听最高领导的讲话(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要求读原文、悟原理大概也是这个目的),而前呼后拥时,很多人能够直接了解最高首长的意图,在贯彻的时候,思想更容易一致。
前呼后拥的另一个好处,是很多部门在一起,有什么工作当场能够直接安排,不用再开会、再传达。对于急难险重的任务,这种方式非常有效。
当然也有部分领导图省事的嫌疑,自己的下属也在场,就不用自己再转述了,连动嘴都不用了,感觉不错。
老百姓更关心柴米油盐,看这么多人前呼后拥,肯定要花不少钱,所以就愤愤不平,这并不奇怪,也无需指责。干事的人要从中领悟到:不仅要做事,也还要注意影响。不搞前呼后拥,事后再开会传达,行政效率总耗费是一样的,而效果不见得一定好,效率却一定更低,但群众看不见,避免了不好的影响。所以牺牲效率和效果,是赢得良好形象的成本,这样一想就对了。
被低估的价值
领导是拿主意的。然而拿主意,不那么容易。情况在变化,所拿的主意可能也在变化,执行者有时会感觉无所适从,以至于出现抱怨心态:昨天说向东,今天又说向西,到底该向哪儿?忙了好几天,领导一句话,白费了!真是领导动动嘴,下属跑断腿。
跑腿看起来是辛苦的,动嘴看起来是不辛苦的,而事实上,动嘴的背后是动脑,动脑往往是看不到的,所以便认为当领导很舒服。
领导并不舒服。除了需要用力思考之外,还有一层压力:下属达不到自己的预期目标。所以领导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求达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效果,但很多情况下,下属再努力也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最终的结果是领导不得不自己动手。这一点别人也往往看不到,所以领导的价值其实被低估了。
另外一个更被低估的价值是写文字材料。写材料需要动脑,动脑看不见,没写过材料的人也难以体会写材料者的辛苦。而跑跑颠颠容易被看到,他们的辛苦被正常评估,甚至高估。这一点在中学时期就开始了:参加运动会的,会给双鞋,或者给点补助;而办班报、写报道的人则没有任何好处。
正常情况下,不愿意干的活,提高待遇就可以了,比如井下工人很辛苦,但工资翻番,很多人就愿意干了。但给写材料、写报道、写信息的人奖励,很多人下意识里感觉不公平。是否公平很容易检验——随机询问一些个人(人数越多越好):搞接待和写材料,你选哪个工作?如果选择结果人数比例是1:1,则写材料的工作没有被低估;如果是2:1,则写材料的工作被低估了一倍。我主观臆断一下,写材料的工作应该被低估5倍以上,即如果询问60个人,选择搞接待的应在50人以上,选择写材料的应在10人以下。换言之:写材料可以拿到100元的报酬,但只得到20元,这样的工作谁愿意干呢?
干不了,怎么办?
人的能力有大小,有些事情,个人确实干不了;但职责所在,必须去干,而且还要干好。
一个人可能干不了,但一群人可能干得了。比如,某一个教学点的现场教学,一个人的认识水平毕竟有限,七嘴八舌可能帮他提升;七嘴八舌仍然不行,他的上级领导见识更高,可以给予指导;如果上级的水平也不够,怎么办?这是个伪命题:行不行,最终由上级领导说了算。
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自己以为干不了,但干着干着发现自己干得了,所谓的干不了,其实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
有人认为,这事情我干不了,所以我就不干,理直气壮。不可以如此!职场中人,凡是安排的工作就要努力去做,如果真的是做不了,那就理直气壮地辞职,因为你拿了工资,不能只拿钱不干活,这是硬道理。公务员大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们会努力的去干,只要努力了,干不上去也没办法。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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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干不了就不干的人,企业的手段最有效:辞退!机关事业单位处理方式不同,虽然处分条例有警告、降级、降职等明确规定,但本单位内部极少使用。组织部门的法宝是换人:你干不了,我换别人干!这一招对行政工作者大概有效,因为行政人员的工作目标往往是领导满意,且涉及个人提拔,不用自己干了,就意味着提拔机会没了,面子上也丢不起这个人。
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招基本无效。干不了换人?太好了!巴不得换人呢!他们心里或许稍稍有点失落,但更多的是欢天喜地。这也是行政人员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区别:知识分子大多是干自己喜欢干的,行政人员大多是干上级安排干的。行政人员的追求在职务,知识分子的追求在职称,干这些压下来的工作,对于职称没有任何帮助或影响,因为现在评职称主要靠论文,压下来的工作往往不能转化为论文,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些工作是白干的,是额外的,所以没有积极性。
比较难的,是教研部主任这一类的阶层,他们既是知识分子,又有一定行政职务,内心冲突比较大。如果纯粹是老师,一推六二五,倒也轻松;如果是纯粹的行政人员,那只能干,也不冲突。教研部主任是行政干部,工作不能推,而手下的老师却可以推,自己权力有限,调动不了手下,有责任没权力,所以教研部主任的工作很难干,也明白了为什么老师不愿意干主任。
既要激励,也要保健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学历,为什么组织部、市委办等部门的干部动力很强,安排工作顺顺溜溜、尽力去做,而另一些部门的干部却拖拖拉拉、推三阻四、困难一大堆?根本问题在于动力。
以组织部为例,小伙子们之所以奋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盼头,在工作条件上有保障,而另一些呢,可能这两方面都缺少。举例来说:组织部的人工作一段时间会得到提拔,而某些部门提拔的机会很少,特别是走职称的事业单位人员,提拔机会很少,很多人也不愿意得到提拔,因为提拔之后,往往感到只有压力,没有权力;只有责任,没有好处。在工作保障方面,组织部至少不会因为打印不方便而影响工作,而在有些部门共用一台打印机,一些员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甚至个人花钱买打印机。这样物质条件保证下的积极性是可想而知的。
美国心理学家和领导理论学者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提出激励与保健因素理论,即双因素理论:激励因素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保健因素虽然难以调动积极性,但却可以防止不满情绪。一个单位既有激励又有保健,另一个单位既无激励又无保健,动力大小不言而喻。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应该提倡不管外界怎样、自身都要奋发努力;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要给干事的人提供必要的保障,要让他们有盼头。也就是说,个人对自己要有高要求,组织对员工要有低要求。
担当不是责任
担当不是责任。责任是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不干不行;而担当则不然,担当没有依据,要冒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担当,之所以不担当是因为不想冒风险。
在依法行政的社会里,政府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有法可依,法律有规定的必须做,不做就是不作为;法律没有规定的一定不能做,否则就是乱作。这就是依法治国,与担当没有关系。担当体现在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却要承担责任的情况。如果做对了,那万事大吉;如果做错了,要承受批评甚至革职的危险。
封建社会的皇帝是最大的担当者,因为所有的决策都出于他,好处归于他,问题也归于他。理想的法治社会,不需要任何担当,因为所有担当,都通过立法途径来解决了。而立法有人民代表,有专门会议,不需要某一个人来独立承担责任。
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总有法律滞后于生活的情况,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解决,人民群众的福祉就会受影响,作为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总需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
多干多错与勇于担当无直接关系。多干多错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勇于担当是一个决策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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