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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苗怀明：纷纷千古事 历历眼中过——从《胡适日记全编》说起
一批新挖掘的材料有待整理和研究，这些材料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通过研究这些材料能够填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有助于人们了解一些未知的历史空间，帮助人们建构新的历史图景。如果依据上述有些学人所规定的显学标准（参见欧阳哲生《解析胡适》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近年来势头正劲的胡适研究确可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显学。
《解析胡适》
就构成显学至关重要的新材料而言，最近数年间陆续披露的与胡适有关的珍贵文献可谓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欧阳哲生所编的《胡适文集》、耿云志、欧阳哲生所编的《胡适书信集》、周质平所编的《胡适英文文存》、《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胡适纪念馆所编的《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等书籍的相继面世，为胡适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间，仅仅是胡适与他人往来的一万多封信件，就如耿云志先生所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再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适与×××》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耿云志《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
克服有些书籍印量较小、价格昂贵的因素之外，要充分消化融会这些材料，将其融入现代政治史、文化史的宏大叙事中，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新材料披露所带来的一些为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轰动效应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对于这些新披露的珍贵资料，确实有许多话题可说，“一切治中国现代史——无论是现代通史，还是专业学科史——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极有价值的材料”。（耿云志《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
《胡适日记全编》
这里从新近出版的曹伯言先生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谈起。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像胡适这样长年不缀、坚持记日记的人可能有不少，但将记日记作为一项严肃的著述工作、记得如此包罗万象、极富史料价值者却并不多见。这与胡适个人的地位、影响有关，也与胡适对日记的态度、方式有关。
胡适生逢其时，早年即得大名、在许多领域卓有建树，成为开风气之先的领袖级人物，以其在社会上的巨大声望和影响，与其有关的人和事，哪怕是一些日常生活琐事，都有值得琢磨挖掘一番的价值。一般人的日记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固然勇气可嘉，据此可见一定时段范围的人心世态，但其史料价值却是无法与胡适日记相提并论的。
胡适本人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其成名前后的日记有着明显的差别，成名之后，他知道自己的日记将来肯定会被后人公开刊布，成为具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史料，因此有意识地记详细一些，记全面一些，以为后人多保存一些史料，并在日记中粘贴了大量剪报。
自然，这种记日记法就带有明显的著述性质，在写作中肯定会有一些忌讳，尤其是在评述国事，臧否人物、表露观点、情感时，就不就像一般人的日记那样随意自在。为此，胡适曾遭到一些人的诟病和嘲讽。
《胡适留学日记》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是非问题，没有多少可指责处，毕竟日记的写法多种多样，不必千篇一律，作者有权选择自己的著述方式。胡适记日记的有意识保存史料之举固然在当时显得有些矫情造作，但在今日看来，却是应该给予感谢的，否则胡适研究将因之而带着不可弥补的缺憾。
可惜具有胡适这种保存史料意识的重量级人物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不少重要人物因为没有记日记、写自传的习惯，结果人去之后，许多问题因当事人记述的缺乏而成为疑案。尽管只是个人的见闻感想，但由于胡适在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清醒的史料意识，其日记的重要价值是可以想见的，可以说，胡适通过日记形式整整记录了一个时代。
由于可以想见的政治原因，长期以来，胡适在大陆学界总是以镳靶的形式出现的，大量毫无价值的人身攻击和无理漫骂之外，一直缺乏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其手稿、日记、书信等大量私人资料虽侥幸的未遭毁坏，但尘封多年，未能得到公开披露的机会。倒是台湾学界做了一些扎实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出版了《胡适手稿》、《胡适演讲集》、《胡适口述自传》等著作。
进入新时期后，随着大陆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情况有所好转，胡适研究走上正常的学术之途，逐渐升温，并成为一门显学。不过，大量新材料的披露还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胡适的日记》
此前就胡适日记而言，除建国前公开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之外，只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一本《胡适的日记》，而且还是仅选录少数年份，根本称不上全。不过，尽管该书只是选录，但在当时已经弥足珍贵，成为不少胡适研究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引用率极高。
在80年代胡适研究的起步阶段，资料缺乏带来的研究限制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学术难题，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量资料的公开出版，这一问题才大为改善。
就大陆地区胡适日记的出版而言，先是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将胡适部分日记手稿影印出版，其后曹伯言先生根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与黄山书社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图书资料，补缺漏、去重复，译外文，理顺颠倒关系，弄清模糊之处，“忠于原稿，保持原貌”，“为读者提供一套完整清楚、使用方便的《胡适日记》”。（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前言）
这样，在胡适逝世40多年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现今所能找到的全部胡适日记。长期的尘封与禁锢有违胡适当初记日记的初衷，全部公开出版，其目的也算是部分达到了。应该说，这对中国学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当然，胡适日记全编之说只是相当而言，不仅胡适当日所记曾有缺写和中断，即使是其已写成的日记，也有今天仍无法见到者。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胡适日记全编》应该说是当下收录胡适日记最为完备的整理本。这些日记的全部公开刊布为胡适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珍贵资料。胡适是中国现代许多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个人见闻及亲身感受，其日记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从军国大事到家庭细故，从友朋往来到治学札记，从剪报粘贴到附录文件，无不网罗在篇幅巨大的日记中。
因此，其日记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是一座蕴涵丰富的矿藏，可供多角度的开掘。这里只说笔者阅读时感受较深的两个方面，以见其一斑。
首先，它有助于对胡适其人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以往人们对胡适的印象是谦谦君子，谈吐儒雅，三教九流，皆有朋友，很少当面揭人之短，言人之过，与人发生不愉快的争执。但从胡适日记所载来看，他待人固然热情宽厚，但并非没有原则，这可以从其对国内学人的评价上看出来。
比如他在日记中对吴宓及其学生陈铨的激烈批评与极低评价，就与其素常表现出的谦和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可以使人们看到胡适性格中尖刻、严厉的一面。而且即使是过从甚密的朋友，胡适在其日记中也照样言其所短，比如他为赵元任未能取得所预期的学术成就而感到有些失望。
《三松堂全集》
胡适在日记中对一些学人的评述与其致该学人书信中所言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以其对冯友兰的评价为例。1930年，冯友兰将其《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给胡适请教，胡适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载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话说得很是委婉客气，看不出有什么不满之处。但翻开胡适日记就会发现，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时，胡适的话就说得就没有这么温和了。“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胡适1950年1月5日日记）
过了几年后，他对冯友兰的这一不良印象并未改变：“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 Derk 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胡适1955年1月24日日记）
《中国哲学史》
虽然数年之间评价的并非同一本书，但书信与日记对一位学人评价的极大反差还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由此可见，胡适的日记也并非都是写给别人看的，其中还是道出不少个人真情实感的。
一般说来，胡适在日记中对当时学人的评价要比公开的书信、文章中要严苛一些，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书信、文章过于公开、直接，日记则有着更多的私人性质，较为隐秘些。
再者，从这些对学人的评价中也可看出，胡适虽然待人和善，但他并非逢人说好，他说人好话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所夸奖的人必须在学术上有其可取处。
应该说胡适还是颇有识人眼光的，同辈之人不说，仅是能被他看上并加以栽培指点的晚辈，如吴晗、罗尔纲、邓广铭、孙楷第等，日后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可以说，在同胡适打交道的学人中，从学界元老到年轻学子，从学术名流到无名小辈都有，他和学界的接触是十分广泛的，但凡在学术圈有些名头的学人，很少有与胡适没有来往的，不管是直接的面谈还是书信来往。胡适提携后进、助人成材的美德是特别值得一说的。
《胡适全集》
以其平和友善的性格和涵养，加上个人在学界极高的声望与号召力，胡适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中心。以前人们只是注重胡适本人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对其在现代学术中的核心枢纽作用关注不够。
胡适不仅开风气之先，个人著作等身，在多个领域卓有建树，而且整整直接影响了至少两代学人，一代是他的同辈，一代是他的晚辈。从建国后大陆如此兴师动众、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一点，自不难想象胡适当时在学界的巨大影响。治学为文之外，胡适的为人也确实应该大书特书，这有大量的回忆性文章为证。
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十分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其日记中不少材料对学术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仅从通俗文学研究这个方面为例来谈。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他与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共同谱写了红学研究的新篇章，这早已是学界公认的学术常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看到其《红楼梦考证》一文，对其具体写作过程及思路的变化不甚了解，后来随着胡适与顾颉刚论学书信的披露，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胡适《红楼梦考证》
在新披露的胡适日记中对此则有更为详尽的记载，特别是胡适早年学术札记《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的公开刊布，可以使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胡适的治学历程，其从索隐式到考证式研究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的一个缩影。这些都是研究红学史的重要资料，其中不少是《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一书所未收录的。
《红楼梦》之外，胡适还在日记中记载了阅读其他小说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平妖传》、《希夷梦》、《京本通俗小说》、《豆棚闲话》等时的感想。至于日记中大量谈论戏曲的部分，更是不为戏曲研究者所知，对胡适在戏曲研究方面的贡献，目前的学界很少论及。
胡适读书写论文通常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经常在日记中打草稿、写札记，有些草稿、札记本身就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不少草稿、札记未能整理成文，公开刊布，其中有不少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所失收的。
从《胡适日记全编》的内容看，不必说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仅古代文学这一块，就可以为《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等书补充不少新的材料，如果再加上近年来新披露的胡适遗稿、书信中的资料，这些论集的篇幅当会有很大的增加，事实上已完全有重新编辑整理的必要。
《胡适论红楼梦》，宋广波编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版。
由此一端，不难看出胡适日记的重要学术价值。显然，无论是对专业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可以从胡适的日记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和兴奋点。
（《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全书380万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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