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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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论点目录
1. 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
2.台湾散文发展的文类焦虑与伦理困境 |
3.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食谱研究 |
4. 荀子、韩非子性恶论比较 |
5.关税盈余分配与乾隆皇室财政的确立 |
01
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徐延辉、刘彦在《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如何提升人民的获得感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作为社会阶层的重要维度，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空间均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其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不能直接作用于获得感，而是要通过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而增加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居住空间对获得感的积极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提高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而实现的。首先，我国城市居民获得感的整体水平较高，但表现出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其次，人口学特征及政治身份等对获得感有显著影响。高收入、已婚人群拥有较强的获得感；女性或者已婚人士的获得感普遍较高。最后，社会分层对获得感具有显著影响。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触发获得感的过程中存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完全中介效应。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不能直接作用于城市居民的获得感，而是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来发挥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积极作用。居住空间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并且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居住的社区条件越好、居住面积越大以及距离市中心较远，人们的获得感会越强。
02
台湾散文发展的文类焦虑与伦理困境
翁丽嘉、袁勇麟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文坛的文类混淆现象开始变得复杂，台湾举办的各类文学奖中散文奖作品已出现小说化的创作趋向。为此，众多作家、学者曾围绕散文文类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展开讨论，甚至一度引发台湾文坛的激烈笔战。论辩一方出于文类焦虑，强调散文主体及其经验的真实性，高呼坚守散文文类伦理和文体规范，以矫正文类混淆的创作乱象；另一方则立足于突破与创新，以破体作为回应，认为只要不妨碍审美效果，散文主体及其经历可以虚构。辨体与破体的辩证互动是散文文体发展的规律，台湾文学界争论的关键并不在于文体规范的变与常，而是对散文真实的理解和要求是否能够移位和转变。谈散文小说化现象，并不是执着于如何框定这两大文类的具体界限，而是明确散文必须坚持个人情感体验真实性的要求，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基因的必然选择，也是五四以来文学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实践成果，这一点难以改变。在认清散文深陷的伦理困境的基础上，既要对明知故犯的作者、违反文类伦理道德的作品进行合理的批评，也要对突破传统真实观的散文形式创新进行及时的肯定，为今后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03
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食谱研究
张国文在《南开学报》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饮食背后包罗万象，它蕴含着从自然到人文、从个体到族群、从文化到文明、从阶级到国家、从饮食生产到国计民生、从国别到国际的宏大主题。因此，通过饮食考古研究等对中国古代人类饮食进行系统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古食谱研究作为饮食考古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立足于文献或考古出土饮食相关遗存的综合研究。随着自然科学方法的介入，古食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大幅提升，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中国饮食考古研究进入一个全新发展的阶段。然而，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食谱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尤其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从业者之间的沟通不够。此外，相比史前，历史时期古食谱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深入和系统。基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历史时期古食谱分析大有可为，如何充分挖掘多学科方法在中国历史时期古食谱研究中的应用，需要不同学科之间进一步加强交流。历史学家们需要多多关注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应用，而考古学家们也需要加强对于文献资料的解读。双方通过课题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强交流和沟通，一定能够为中国古食谱研究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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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荀子、韩非子性恶论比较
黎千驹在《武陵学刊》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荀子主张性恶论，侧重于化性起伪，目的是希望人们通过学习和遵循礼义、法度等来矫正与生俱来的恶，使自己成为像禹那样的君子，此种修身之法可谓之道学问。两者可谓殊途同归，皆具有使人向善的积极意义，因此《礼记·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韩非子主张性恶论，侧重于就利去害，目的在于说明那些劝君主放弃求利之心推行相爱之道的言论，都是欺骗和无稽之谈。人性只有恶，只有计算利害之心，哪里有什么道德与仁义？既然人性如此之恶，那么就不可能向善，即不可能通过礼义教化来引导百姓去恶向善。只有通过法来压制其恶，因此圣人之治国不务德而务法，君主应抓住人们就利去害或曰好利恶害的本性，以赏罚为手段。由此可见，韩非子的性恶论，表面上是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但他抛弃了荀子性恶论中的核心思想，即虽然人性恶，但是人可以通过接受师法教化、博学经籍和遵循礼义等来化性起伪而去恶向善的主张。韩非子认为人不可能去恶向善，而只能应顺人性的好利恶害，用爵禄来勉励他们去建功而获得庆赏之利，用刑法惩罚使其不敢为恶。究其实质，韩非子的性恶论是其以阴暗和冷酷的心理将人性中好利恶害的自私自利的一面极端化与绝对化的产物。
05
关税盈余分配与乾隆皇室财政的确立
刘文华在《西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乾隆前期，内务府时常因为银两不敷使用，就奏请向户部支取户部收贮应交内库银两，总数达到470万两。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皇室财政还需要靠国家财政兜底。乾隆三十年前后，内务府收入大幅稳定增长，户部内务府间关税盈余分配也得以确定，关税盈余大部分纳入国家财政，意味着皇室财政已经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此后，来源较为独立、库款相当充裕的乾隆皇室财政确立，并大致保持稳定，直至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战事兴起。既有研究也认为乾隆三十年前后是乾隆皇室财政的重要节点。乾隆三十年以后的约30年时间，虽然开支比此前大幅增长，但内务府非但无需奏请再向户部领取应交内库银两，反而经常因帑藏充裕，拨款供给户部使用，其总量达到1590万两。这一内务府拨款供给国家使用的现象在嘉庆、道光两朝仍然延续，直至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战事兴起，皇室财政的主要筹款方式崩溃后才终止。此后，比较独立的皇室财政不复存在，而是乞援于国家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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